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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蘇區的廉政建設

來源:黨史文苑  日期:2017-03-02   編輯:肖晗   字號: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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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土地革命時期的1928年至1932年5年間,以賀龍、周逸群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共產黨人,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到湘鄂邊和洪湖地區領導革命武裝斗爭,發展工農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創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在這里,革命前輩們高度重視官僚主義和貪污腐化問題,自始至終為克服這兩大問題不懈努力,積累了許多關于廉政建設的寶貴經驗,對我們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土地革命時期的1928年至1932年5年間,以賀龍、周逸群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共產黨人,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到湘鄂邊和洪湖地區領導革命武裝斗爭,發展工農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創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在這里,革命前輩們高度重視官僚主義和貪污腐化問題,自始至終為克服這兩大問題不懈努力,積累了許多關于廉政建設的寶貴經驗,對我們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蘇維埃政府建立伊始,根據地領導就高度重視反腐倡廉 

1929年初至1930年初,湘鄂邊鶴峰、桑植和洪湖地區沔陽、潛江、石首、臨利、江陵等縣先后建立縣蘇維埃政府后,賀龍、周逸群等湘鄂邊和洪湖地區根據地領導人就十分重視蘇維埃自身的健全問題。什么是健全呢?周逸群解釋說:“這就是蘇維埃自身的建設,如清除官僚主義,打擊貪污腐化等。”可以看出,所謂建立一個健全的蘇維埃政府就是廉政建設。對于廉政,根據地領導人把它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周逸群曾經指出:“在蘇區,是敵人‘圍剿’勝利呢?還是蘇維埃勝利呢?這應以蘇維埃的建設是否健全為斷定。”為此,根據地各級蘇維埃政府及領導人在廉政建設上采取了許多措施,開展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1928年7月,周逸群重建鄂西特委,任書記,萬濤任副書記,領導洪湖地區的武裝斗爭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周逸群明確提出加強“蘇維埃自身的建設,如清除官僚主義、打擊貪污腐化等”。1929年9月,他在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江陵最近犧牲了兩個同志,是因為他們身上帶自來水筆的緣故,被敵人認出,這是需要切實加以解決的問題。”此后便提倡蘇區干部一律實行群眾化。 

1930年3月,湖北巴(東)、興(山)、(秭)歸人民革命委員會(后改為蘇維埃政府)成立。隨著蘇區形勢的相對安定,機關的擴大,官僚主義問題逐步表現出來,表現為工作不深入、瞎指揮和脫離群眾。為此,蘇維埃政府積極采取措施,以在實際工作中克服官僚主義。 

1930年4月,周逸群在調弦口主持召開了包括江陵、石首、監利、沔陽和潛江在內的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宣告鄂西蘇維埃五縣聯縣政府成立,政府設立政治保衛局,在特委和蘇維埃政府直接領導下,開展反腐倡廉工作,負責對蘇維埃各級干部進行監督和檢查。為了克服官僚主義作風,蘇維埃政府指導政治保衛局制定了許多具體措施。一是建立巡視員制度,盡量執行“口頭傳達”指導。特委到縣里開展工作,縣委的干部至少有三人輪流到各處檢閱工作。二是實行集體領導原則,反對獨斷專行。三是強調開好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對于支部生活會,特委有比較具體的規定,比如:“支部應當個別談話,考察每個同志的錯誤和缺點,提出具體問題來討論”:要通過“自我批評,對不執行黨的決議,不做工作的機會主義和清談的兩面派及官僚主義開火”。 

1930年7月,賀龍任軍長的湘鄂邊根據地紅四軍在公安縣與孫德清任軍長、周逸群兼任政委的洪湖根據地紅六軍會師,組成紅二軍團(紅四軍同時改稱紅二軍),賀龍任總指揮,周逸群任政治委員兼軍團前委書記。湘鄂邊、洪湖兩塊根據地形成湘鄂西根據地。9月間,鄂西特委改為湘鄂西特委,鄧中夏任書記,兼任紅二軍團政委,前委書記。同時,鄂西聯縣蘇維埃政府改為湘鄂西聯縣蘇維埃政府。1931年6月,組成了湘鄂西臨時省委以取代湘鄂兩特委。12月,湘鄂西蘇區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周老嘴召開,成立了湘鄂西省蘇維埃政府,建立了專門的反腐倡廉機構“工農檢察委員會”,實行民主監督。 

二、始終把黨內教育放在首位,加強預警防控 

湘鄂西省委制定的《黨內教育訓練概要》,詳細規定了黨內教育培訓的方式,例如入黨時的教育訓練、支部的教育訓練、黨報黨刊的教育訓練、訓練班與黨校的教育訓練等一系列教育方式,不僅有效地克服了官僚主義和腐化之風,而且使各級黨員領導干部充分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黨組織力量不斷增強。 

1.加強入黨誓詞教育。湘鄂西黨組織從初建到發展,都十分注重黨員的質量和對黨員的教育,從入黨誓詞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嚴格要求每一名黨員。當時的入黨誓詞是:“我誓用忠心加入中國共產黨,愿意犧牲個人,服從集體,遵守秘密,接受批評,階級斗爭,努力工作,誓不叛黨。”從入黨誓詞可以看出,蘇區黨組織對新黨員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2.充分發揮報紙的宣傳作用。湘鄂西黨組織主要用《工人日報》《紅旗日報》等這些紅色報紙雜志,宣傳黨的政治路線、決議、土地革命、蘇維埃運動、國內外形勢等內容,以及黨政干部清正廉潔的典型事跡,在教育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明確黨的任務和目標,增強無產階級黨性,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堅定革命必勝的信念,掌握工作方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當時有一條紀律規定:黨員要每天讀報。 

3.舉辦訓練班。舉辦訓練班是提高黨員干部思想認識,增強黨員干部素質,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舉措之一。1929年7月中旬,鄂西特委集中監利、石首、沔陽、江陵、漢川80名干部,在監利剜口劉家三屋墩舉辦了一期軍政訓練班,以提高基層干部的政治軍事素質、黨性修養和黨的觀念。結業后,全體學員均分往區鄉黨的基層組織和各地游擊隊工作。訓練班以學員自學,特委、聯縣政府負責人和教員作報告,教員指導討論,教員進行復習鞏固等教學方法,較系統地學習政治任務、爭取群眾、土地問題、農村工作、職工運動的策略,以及黨的組織原則等理論知識。 

4.重視發揮廉政歌謠的作用。蘇區政府非常重視廉政歌謠對反腐倡廉的引導作用。當時,在湘鄂西蘇區廣泛流傳著許多廉政歌謠。例如:流傳在監利城鄉的“一棵大樹萬條根,黨與百姓一家人;紅軍如魚民如水,魚水哪能片刻分”的歌謠。流傳在剜口一帶的“你姓羅,我姓賀,紅軍人馬來得多;打破你家一口鍋,陪你銅錢八十個,如果還嫌少,再加多少只管說”的歌謠。流傳在監利和洪湖一帶在“地米籽菜開白花,紅軍哥哥到我家。不是漁家故意夸,紅軍哥哥太好啦!不是你來搶水桶,就是他把掃把拿,不沾漁家半根草,對待百姓像一家”的歌謠。流傳在紅城一帶的“紅軍打來晴了天,窮苦百姓笑連連:三荒五月有飯吃,十冬臘月有衣添”的歌謠。流傳在石首一帶的“聽說紅軍打回來,婆婆要做家常菜,我摘香菌爹采筍,迎接親人表心懷“的歌謠。流傳在監利、沔陽一帶的“不怕死來不怕窮,生死都要跟賀龍!跟著賀龍干革命,就是死了心也紅”的歌謠。這些廉政歌謠唱出了黨和紅軍的宗旨和優良傳統,是進行黨內教育的鮮活生動的教材。

三、嚴明黨紀、政紀和軍紀,加強作風建設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湘鄂西蘇區鼎盛時期曾覆蓋湘鄂西54個縣市,有3萬多正規紅軍和近5萬地方武裝。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之所以能夠堅持數年之久,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湘鄂西蘇區有著嚴明的黨紀、政紀和軍紀。 

1.制定嚴格的組織紀律。在洪湖地區共產黨組織成立初期,監利黨組織就制定了嚴格的組織紀律。規定:不能泄露黨的組織關系和黨內機密,就是對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子女都不能告訴。如果黨員違反了黨的紀律,將根據錯誤性質和情節輕重,分別給予批評教育、警告,以及開除黨籍等處分,叛變出賣組織的予以槍斃。當時的《紅軍紀律歌》這樣寫道:“大馬刀,紅纓槍,我到紅軍把兵當。革命紀律要遵守,黨的教育記心上。行動聽指揮,團結又友愛!官兵同甘苦,互幫又互助!吃苦搶在前,享受在后頭。大馬刀,紅纓槍,我到紅軍把兵當。愛護老百姓,到處受歡迎!遇事問群眾,買賣要公平。一針和一線,不損半毫分。”

2.規定十條標準。當時,湘鄂西蘇區就規定了“做個好黨員”的“十條標準”,即忠誠勇敢、有犧牲精神、有奮斗的決心、按時到會、繳納黨費、嚴守秘密、肯負責任、接受批評、讀黨報、調查研究偵察敵情。 

3.嚴厲懲處。1931年8月,湘鄂西蘇區做出規定:凡憑借革命勢力私自報復者,以反革命治罪:凡假借黨政機關、革命團體名義欺詐訛索鄉民者,從重懲處,處以罰金或禁閉;凡官僚主義、浪費嚴重者處以有期徒刑;凡貪污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同時,湘鄂西蘇維埃政府要求機關和企業工作人員要廉潔奉公、刻苦耐勞、勇敢對敵、密切聯系群眾,任何貪生怕死、貪污腐化、脫離群眾的行為都要受到清洗和嚴厲懲罰。

四、加強制度建設,時刻敲響警鐘 

制訂必要的制度和法規,堅決有力地依法肅貪懲腐,這是根據地政權搞好廉政建設的關鍵所在。湘鄂西省委成立后,建立了黨的監察委員會,省蘇維埃政府建立了工農檢察委員會,加強對黨員和黨政干部的監督。 

1.建立巡視工作制度。工農檢察委員會建立了巡視工作制度,規定上級對地方各級組織,要進行經常性巡視工作。中央分局、省委、特委、縣委均設立巡視員。經常派巡視員到下面推動和檢查工作,解釋黨的任務和政策,整頓各地黨支部,總結經驗教訓,發現錯誤,及時糾正。 

2.組織監督檢查小組。監督檢查小組又稱輕騎隊,由青年、貧民以團支部范圍為單位組成。每隊10人或I5人,隊長由民主選舉產生。輕騎隊進駐各個單位,展開調查工作,將發現的問題及時上報黨團支部,再由黨團支部逐級報區委、縣委直至省委。輕騎隊的活動完全是公開的,輕騎隊辦案認真負責、不徇私情,深得群眾擁護。群眾把他們視為知心朋友,積極提建議提線索。輕騎隊自身紀律嚴格,凡工作消極、不服從命令,或犯經濟錯誤,或徇私情、弄虛作假者,一律嚴肅處理。處理形式有開除隊籍、登報批評等,嚴重違法者槍決。到1932年5月,整個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輕騎隊發展到500個,幾乎遍及全蘇區。 

3.設置人民意見箱。工農檢察委員會還采取設置人民意見箱等形式,廣泛收集人民群眾對黨政機關和工作人員的意見,接受人民群眾的舉報。此外,還由青年團組織民主監督小組,負責監督檢查蘇維埃各機關企業、學校及合作社內部的官僚化、脫離群眾等問題,堅持與“官僚腐化現象、浪費經濟分子”作不懈斗爭。 

五、蘇區主要領導以身作則,樹立光輝典范 

在湘鄂西蘇區歷時7年的艱苦斗爭中,賀龍、周逸群、關向應、段德昌等革命前輩,身先士卒,在湘鄂西蘇區留下了許多為官清廉的佳話,也為中國革命早期的反腐倡廉工作做出了榜樣。 

1.賀龍謝絕做新衣。1930年8月,紅二軍團挺進監利,賀龍隨部駐扎在監利分鹽鎮。紅軍被服廠廠長丁竹山見賀龍穿的還是南昌起義時的一件舊棉衣,就和王雨亭政委及工廠師傅商量,準備送給賀龍一套新棉衣,但賀龍謝絕。同普通戰士一樣,到被服廠登記領取了一套粗布縫制的灰色軍裝。 

2.周逸群不動一塊銀圓。1929年7月鄂西特委舉辦軍政訓練班,周逸群親自講課.宣講“打仗靠群眾,種田靠群眾”的道理,啟發教育學員樹立依靠群眾的觀點。他以身作則,關心群眾,愛護群眾,為學員樹立了榜樣。有一次他來到訓練班后,發瘧疾高燒不止,水米不進。身邊的其他領導人萬濤、李鐵青建議拿點經費治病。周逸群嚴肅地止住他們,不動一塊銀圓。 

3.關向應艱苦樸素。1932年10月,紅三軍(紅二軍團改編)由洪湖地區北上大洪山,繼轉戰千里進入湘鄂邊。當時湘鄂邊各縣人民生活非常困苦,紅三軍給養也十分困難。在這種艱苦的情況下,關向應政委同戰士們一樣,無論刮風下雨,宿營時鋪上草秸,蓋上使用多年的一條破毯子。他想到的總是人民,并教育部隊不要去擾民,不要拿群眾一針一線。當部隊離開駐地時,關政委總要到部隊檢查執行紀律情況。為解決軍民糧食問題,他親自動員和組織生產自救,帶領部隊利用戰斗間隙和軍訓之余為群眾打草、背炭、挑糞,幫助群眾發展生產,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 

此外,還有段德昌愛軍愛民的故事在湘鄂西蘇區廣泛流傳,為廣大干部群眾樹立了光輝榜樣。(張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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